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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梁人物:支遁 茶禅一味见风骨

字号: 2018-02-07 13:33 作者:程寒 来源:开封网-开封日报

核心提示:作为一位杰出的玄学和佛学大师,支遁既为清谈的名士,又是修行著述的高僧,他的讲学传教及论辩都离不开茶,而他的参禅悟道同样也离不开茶。他以茶悟道、况味人生,一杯清茗可容天地世间的万物,有“茶禅一味”之说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注引《支法师传》:“法师研十地,则知彻悟于七住。”

支遁,晋朝名僧,号道林,俗姓关,陈留(今河南开封东南)人,约晋愍帝建兴二年,出生在一个佛教徒家庭,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。他“幼有神理,聪明秀砌。尝隐修支硎山,初至京师,甚得太原王濛器重。年二十五出家,谢安、王羲之等与之结方。后入剡,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。隆和元年,在建安东安寺诗《道行般若经》。善谈玄理,倾动一时”。时代将他铸造成我国玄学与佛学界的骄子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。汉王朝的崩溃,农民起义的兴起,豪强地主的割据,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矛盾,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。此时,绝对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打破,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式微,道教成立并兴起,佛教传入中国,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,各家各派相互辩论,从而引发了各种思潮。

随着儒学的失势,两汉时盛行的经学考据和谶纬神学遭到世人厌恶,于是出现了清议、清谈的风气。清议是对人物的评品,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和养性全真。魏晋时期,社会混乱,政治险恶,人人自危,且门阀士族生活腐败,这是玄学产生并盛行的社会政治根源。

一些封建士大夫致力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《论语》等儒道经典的注释、研究和谈论,宣传自然无为,崇尚达生任性,以道释儒,儒道结合,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“玄风”,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,史称“正始之音”。

在东晋时期,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,玄、佛出现合流的趋势。这一时期的一些僧人,常将佛理与老庄玄学相结合,并出现了一些颇有修养的谈客,如慧远、竺道潜、支遁等。

在这一时期,谈玄说佛成为士人阶层的文化传统。他们除了清谈著书,也留下大量诗作,记录心得,因此成为诗歌内容中的一种——玄言诗。

玄言诗自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起,前后风靡了六七十年。玄言诗一经兴起,由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及建安风骨即告式微。“贵黄老”“尚虚谈”,诗成为哲学讲义,成为老庄教旨的韵文诠释,充满形而上的虚无主义玄思以及韬晦遁世的枯燥说教。

东晋时期崇尚三玄,促进僧侣与文士的交往,造就诗僧形成的温床,康僧渊、支遁、慧远等成为中国第一代诗僧。

支遁文学造诣很深,非常重视和善于用诗歌去宣扬即色论的思想,并在诗中将老庄玄学和般若空宗融合,使其诗歌具有浓厚的般若神韵,耐人寻味,令人击节赞赏。

咏怀诗(其一)

傲兀乘尸素,日往复月旋。

弱丧困风波,流浪逐物迁。

中路高韵益,窈窕钦重玄。

重玄在何许,采宾游理间。

芶筒为我养,逍遥使我闲。

寥亮心神莹,含虚映自然。

亹亹沈情去,彩彩冲怀鲜。

踟蹰现象物,未始见牛全。

毛鳞有所贵,所贵在忘筌。

这首咏怀诗,支遁自述其生平,说明自己由老庄而入佛门的思想历程,展现了他超逸的风姿和神采。诗中的前六句,简述了他早年的身世和经历。他自称在入佛门之前,不懂人生真谛,尸位素餐,无所事事。后经“永嘉之乱”,颠沛流离,随家迁居江左。他在25岁时,因厌弃人事而皈依佛门,致力于研讨般若空宗。重玄指即色宗的义理是极其深奥的,有如老子的重玄之道。之后则主要描写了支遁探玄求道、了悟即色空义的过程。支遁认为要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,就必须在即色空的真理之中邀游,超脱于浊世尘寰,从而达到芶简与逍遥的人生境界。

这首咏怀诗,寄兴高远,立意精微,足见其“至人”之心胸、名僧之襟怀。

咏怀诗(其二)

端坐邻孤影,眇罔玄思劬。

偃蹇收神辔,领略综名书。

涉老哈双玄,披庄玩太初。

咏发清风集,触思皆恬愉。

俯仰质文蔚,仰悲二匠徂。

萧萧柱下回,寂寂蒙邑虚。

廓矣千载事,消液归空无。

无矣复何伤,万殊归一途。

此诗较之前首,说理气味极浓,主要概括了支遁潜心研讨佛理的功力和冥思求索的学风。支遁在此诗中咏叹甚多。他景仰老庄学说,但不认为其是精神解脱的最高境界,他由好老庄而遁入佛门,以庄学去悟“空”理,摒弃了养生方法,达到了对世间诸法的超越。

支遁的诗文,说理严密,睿智艰深,耐人玩味。他神思遨游,确实不愧为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、杰出的般若诗人。

从本质上看,玄言诗属于谈论至道本体的哲学诗,将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,着重表现玄理,因此大多数作品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(钟嵘《诗品》),以至绝大多数作品失传。

到晋末,士人逐渐脱离玄虚的人生思索,面对现实人生,这也使诗歌创作走出玄言哲理。玄言诗终告衰落,其诗坛主导地位被山水诗取代。如谢灵运写了很多夹带玄言的山水诗,而从陶渊明的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中也可以看出玄言诗的影响。这为后来“山水诗派”的产生打下了基础。

茶,原产于中国。人们很早就有了对茶的认识。《神农本草》中说: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。” “茶叶苦,饮之使人益思,少卧,轻身,明目。”据文字记载,茶已有3000年历史。

茶道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我国的禅宗。禅宗茶文化具有佛家“苦”“集”“灭”“道”四谛法则的特点,讲究以茶助禅,明心见性,以助“顿悟”。禅僧完全能够超脱现实生活的桎梏,在以茶追寻豁达、理智方面走得更远。

据史料记载,魏晋南北朝时饮茶的风气已盛,士族大夫之间经常用茶果等作为待客之物。《晋书·陆晔传》载,陆纳东晋时任吏部尚书,加奉车都尉,卫将军。“谢安尝欲诣纳,而纳殊无供办。其兄子俶不敢问之,乃密为之具。安既至,纳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,珍馐毕备。客罢,纳大怒曰:‘汝不能光益父叔,乃复秽我素业邪!’于是杖之四十。”

魏晋时期的清谈家中不乏“酒徒”,“竹林七贤”中的阮籍、刘伶都是著名的饮者,但南朝时期的清谈家渐成了“茶人”。许多玄学家、清谈家极力推崇饮茶。他们认为,茶之清苦之味与精神上的虚无玄远有异曲同工之妙,饮茶被当成精神现象来对待。

道家的始祖老子主张“清心寡欲”,清心就要“无为”,寡欲就要“养廉”。支遁所追求的回归大自然的茶境,充满了顺乎大自然的“无为”色彩。以茶养廉的“茶统”,就是用清茶冲淡世人的利禄之心后,达到寡欲的清雅之境。

南方的巴蜀一带是中国最早的产茶地区,据文献记载,这些地区产茶的历史,可追溯到战国时期。西晋时,茶开始在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传播。在支遁生活的江浙一带,当时民间人士已经开始普遍饮茶。

支遁喜好游赏山水。眼观之处是郁郁葱葱的茶田,可以闻到的是沁人心脾的茶香,他自然会将这种感受融于佛理,写入玄言诗之中。遗憾的是其诗作留下较少,因此不能充分地将其风貌展现出来。

作为一位杰出的玄学和佛学大师,支遁既为清谈的名士,又是修行著述的高僧,他的讲学传教及论辩都离不开茶,而他的参禅悟道同样也离不开茶。

支遁的生活里,寺必有茶、茶必有禅。茶入禅门,凡茶便成禅茶。他以茶悟道、况味人生,一杯清茗可容天地世间的万物,有“茶禅一味”之说。他修行所在的灵嘉寺、栖光寺至今还氤氲着茶叶的余香。为方便饮茶论佛,支遁曾在苏州市西南约15公里处的天池山中依泉而建一寺院,曰“寂鉴寺”。寺前有清心泉、寒枯泉,寺旁山上有直径半米多的圆形山泉名“钵盂泉”,还有水声如捣的“地雷泉”、掬手可盈的“盈盈泉”及“天池第一泉”。为方便取泉水煮香茶,支遁在寺内特别建有茶室,名“旱船”。他一边用清泉烹山茶,一边诵经论佛,别有一番佳味。支遁还在多处建寺凿井。他曾在复州竟陵县(今湖北天门市)城西湖之滨的龙盖寺(又名西塔寺)设坛布道。他在那里宣示佛经,并开凿了一口井,名品字泉、三眼井,因水质优良,深受历代茶人推崇。

400年后,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拾得一弃儿,将其抚养长大,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“茶神”的陆羽。由于陆羽的缘故,这眼泉水又被称为“陆子泉”“文学泉”。唐代诗人裴迪在游览该寺时曾经赋诗:“竟陵西塔寺,踪迹尚空虚。不独支公住,曾经陆羽居。草堂荒产蛤,茶井冷生鱼。一汲清泠水,高风味有余。”

提到魏晋南北朝,人们常常会想到潇洒、美貌、倜傥、不羁等词汇。说起名士,当如王羲之般“翩若惊鸿,矫若游龙”,如卫玠、潘安般貌美,如高长恭、慕容冲、王衍般轩昂,才对得起大家印象中固化的那个风流时代。

支遁长相不佳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这样记载:“王长史尝病,亲疏不通。林公来,守门人遽启之曰:‘一异人在门,不敢不启。’王笑曰:‘此必林公。’”看来他这形象,的确能让人印象深刻。此外,刘孝标注引《语林》说:“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。阮曰:‘欲闻其言,恶见其面。’复按云:‘此则林公之形,信当丑异。’”因唇不掩齿,他常常被拿来戏侮。王徽之去拜访谢万时,支遁在座,神情高傲。王徽之曰:“若林公须发并全,神情当复胜此不?”谢万曰:“唇齿相须,不可以偏亡。”

虽然长相不佳,但支遁终身往来的名士很多。名士不但喜爱和他交游,而且十分推重他。《高僧传》卷四称他“年二十五出家,每至讲肆,善标宗会,而章句或有所遗,时为守文者所陋。”可见,支遁是主张弘通大义、不拘细节者,也因此被当时的大名士谢安所赏:“谢安闻而善之,曰:‘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,略其玄黄,而取其俊逸。’”

在以记载清谈家言行为主的《世说新语》中,关于支遁的记载就有40多条。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揉老释的和尚,对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《庄子》更有独特的见地。关于《庄子》的《逍遥游》篇尤能独抒己见,曾为其时名士王羲之等人所赏识。

他的习好也带着当时名士具有的幽默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他养马、养鹤的故事。

一天,有人赠给支遁50两黄金与1匹骏马。支遁淡然将黄金辞退,倒是把骏马收下来饲养。时人皆笑支遁不善处理事务:黄金留下,可以产生利息;骏马留下,却要费尽草料,哪有把黄金推掉却留下骏马的道理呢?支遁听后,豁朗一笑:“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!”高僧爱马,爱的是名马的英俊共相,爱的是士与马间众聚的奔放洒脱,这一种精神上的愉悦,任黄金万两也带不来。以画马著称的唐代画家韩干的《神骏图》,就是以工笔画描绘的支遁爱马的故事。画中支遁身后为一侍从,两手相抱,身体微弯以表恭敬,小心翼翼支撑主人的宠物鹰。画面左半部分,神骏踏水而来,支遁与其友人身体前倾,聊以赏鉴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支公好鹤,住郯东峁山,有人遗其双鹤。少时翅长欲飞,支意惜之,乃铩其翮。鹤轩翥不复能飞,乃反顾翅,垂头视之,如有懊丧意。林曰:‘既有凌霄之姿,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?’养令翮成,置使飞去。”支遁好鹤、养鹤、剪鹤、放鹤的全过程,表现了他体贴仁厚的爱心,同时也告诉了人们什么才是真爱。

他著有《释即色本无义》《道行指归》(并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二),原书现已亡佚,但由书名估测,必定是解说《般若》的著作。还有《圣不辩知论》《辩三乘论》《释蒙论》等也已亡佚。他还曾就大小品《般若》之异同加以研讨,写成《大小品比照要钞》,但原书也不存在了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还保存着这部书的序。

他是建议彻悟的一个人。南齐刘虬《无量义经序》论彻悟说:“寻得旨之匠,起自支安。”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注引《支法师传》:“法师研十地,则知彻悟于七住。”因为他建议到第七地生起彻悟,七地以上尚须进修,因而又称为“小彻悟”。如慧达《肇论疏》说:“第二小彻悟者,支道林师云,‘七地始见无生’。”

公元361年至364年,云集于会稽的名士或入仕或去世,文化中心已不在会稽而在晋朝京师建康。晋哀帝崇尚佛教,故在其登基后,召天下高僧进京。在这种形势下,支遁离开剡县,应皇帝征召进京,在建康东安寺弘扬佛法。

但是晋哀帝虽崇尚佛教,却又沉溺于黄老方术。《晋书》卷八《哀帝记》曾有记载“(哀帝)服食过多,遂中毒”。他不懂佛家正道,其心中佛教属神秘方术。支遁看到晋哀帝倡佛背后的无知,上书告辞曰:“上愿陛下,齐龄二仪,弘敷至化。去陈信之妖诬,寻丘祷之弘议,绝小涂之致泥。”因身染疾病,在入京3年之后,即公元365年,支遁返回剡县石城山栖光寺隐居,直至圆寂。

由于支遁在东晋思想界的巨大影响,对他的圆寂,时贤表现出深切的哀悼,“郗超为之序传,袁宏为之铭赞,周昙宝为之作谏,孙绰《道贤论》以遁方向子期”……后来,戴逵行经过他的墓前,叹曰:“德音未远,而拱木已繁,冀神理绵绵,不与气运俱尽耳。”支遁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意义,当数郗超看得最为清楚,他的评价是无以复加的:“数百年来,绍明大法,令真理不绝,一人而已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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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刘薇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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