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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与对外开放

2018-10-31 11:23 作者:李树友 来源:开封网-开封日报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5周年。

“5周年”与“40周年”相遇,既是时间的巧合、历史的相遇,也是时代的选择,必将碰撞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新的火花,谱写出更加壮美的篇章。

笔者在写此文时,欣喜地看到了8月30日《开封日报》刊发的长篇报道《开封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绽放新光彩》。文章以翔实的数据、可靠的资料,站在“北宋古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城市”的历史角度,回答了读者关心的问题:开封是怎样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大格局的?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给开封带来了什么?

文中写道:开封是八朝古都,曾是北宋时期古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城市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展现的繁荣景象,正是1000多年前开封的真实写照。 2013年秋,国家主席习近平西行哈萨克斯坦、南下印度尼西亚,先后提出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重大倡议。这个伟大构想,再次将古都开封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,让古老的开封大地再次张开双臂拥抱世界。

作为北宋时期古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城市,开封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可以说,开封与丝绸之路相互联系、相辅相成,开封因丝路而昌盛、丝路因开封而绵长。

乘着“一带一路”的东风,一个个“开封制造”“开封符号”正阔步迈向世界,闪耀世界舞台。古城开封秉承开放、开拓的精神,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行稳致远。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封、一个高度自信的开封正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绽放着无穷的魅力。

读了这篇总结性的报道,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5周年的大背景下,重温宋朝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与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,对于我们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、坚定不移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近代学者陈寅恪说,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;历史学家邓广铭则说,“宋代文化的发展,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,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能及,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”。

显而易见,宋朝的文化发展达到顶峰,这是史学界的共识。提到经济发展,也许有争议。实际上,宋朝的经济发展也不落后,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脆弱。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开通,所有海岸线全部对外开放,海外贸易非常繁荣,为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
首先,宋朝300多年间(除靖康年间外敌入侵),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大动乱,即使对契丹、西夏、交趾作战以及镇压国内大小骚乱,也只影响到局部地区,就全国而言,基本上是稳定的。这就使经济发展保持了一惯性。

其次,宋朝的西北地区被诸羌和西夏封得死死的。也就是说,唐朝那条陆路“丝绸之路”被彻底掐断,外国人和宋朝人做生意只能改由海道,于是形成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宋朝虽然失去了陆路“丝绸之路”,却大大发展和开拓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保持了外贸的高度繁荣,为朝廷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资金。

再次,由于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,内地骚乱不多,使得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,不少工业门类在这个朝代里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。

宋朝海外贸易高度繁华。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,北至胶州湾,中经杭州湾和福州、漳州、泉州金三角,南至广州湾,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,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贸易。

宋朝的对外开放,从宋太宗年间就已经开始了。宋朝的皇帝具有“招商引资”的头脑,积极鼓励海外贸易。北宋雍熙四年(987年),宋太宗“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,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,博买香药、犀牙、真珠、龙脑;每纲赍空名诏书,于所至处赐之”。宋太宗曾派特使到各国游说,还专门带上“空名诏书”(空白圣旨),命这些使臣“于所至处赐之”。也就是说,预先带去准许通商的文书,是“空白圣旨”,只要双方达成意向,现场办公、现场填写。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,让笔者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,一些人带着公章和介绍信到全国各地招商引资,和北宋雍熙年间招商用的办法如出一辙。

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更加热衷,甚至对市舶司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,给予经济奖励。这些措施对刺激外贸、增加朝廷收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宋朝外贸收入最丰厚的时期,恰恰是中原大乱的南宋初年。高宗建炎二年(1128年)数据显示,全国税入1000万缗,仅广州一个市舶司收取的贸易税就达到了200万缗,占总收入的20%;再加上福建泉州、浙江明州等处的收入,占到了总收入的1/4左右。宋朝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钱支撑战争和赔款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舶司的贸易税收。

宋朝的造船技术领先世界,为海上贸易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。当时,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,桅杆装有转轴,可以自由放倒、竖起。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,“舟如巨室,帆若垂天之云,柂长数丈,一舟数百人,中积一年粮,豢豕酿酒其中”,船舱之内可以养猪、造酒。此外,还有更大的巨船“一舟容千人,舟上有机杼市井”。

有了能够抵抗风浪的巨型船舶,加之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,宋朝海商往往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,穿过马六甲海峡,驶入孟加拉湾,然后入印度洋,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,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。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,在11世纪至13世纪时,已经成为了大宋商船的天下。

宋朝政府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,“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,听从便”。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大贡献的海商,宋朝政府还会赐予官职。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很长,全部对外开放,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。宋人描述说:“岭以南,广为一都会,大贾自占城、真腊(今柬埔寨境内)、三佛齐、闇婆,涉海而至。”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。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,“泉南地大民众,为七闽一都会,加以蛮夷慕义,航海日至,富商大贾,宝货聚焉”。

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商货,多是珍珠、象牙、香料、药材、胡椒等天然产品;而从大宋出口之诸蕃的商货,则主要为陶瓷、丝绸、纺织品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。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。每一年,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,以20%的税率计算,可以推算出,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2000万贯。

宋朝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。南宋建炎元年(1127年),高宗下诏:“有亏蕃商者,皆重置其罪。”绍兴十六年(1146年),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,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,“商贩乳香,颇有亏损”。宋高宗得悉,重申“市舶之利,颇助国用,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,阜通货贿”,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。

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的安全,打击海盗,宋朝还在广州、泉州等港口设立“望舶巡检司”,在海面上置寨兵。广东近海的溽洲岛,便有寨兵哨望、守卫,商船每次行驶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,“则相庆贺”。这时候,“寨兵有酒肉之馈,并防护赴广州”。每一年,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,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(约3000贯),设宴相送,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。宴会非常盛大,“蕃汉纲首(相当于船长)、作头、梢工人等,各令与坐,无不得其欢心”。

通过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来到宋朝的各国客商,要接受宋朝法律的约束,同时要向宋朝缴纳税钱,管理这些事物的部门和官员称为提举市舶司和市舶官。

见到“舶”字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船”。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系。所谓“市舶”,有点儿像今天的码头加海关。

“市舶”这个名词,唐朝就出现过。玄宗开元年间,广州已经设了“市舶使”,专一管理海上贸易及征收外国客商应缴之税。唐朝的市舶使通常由宦官担任,他们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队,故而权利很大,大到岭南节度使都不敢管束。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,市舶使吕太一居然发兵,将节度使张休赶出了广州城。五代时期,广州是南汉刘氏的都城,依旧设市舶使,所以其国极为富庶。北宋大将潘美攻克广州,本来可以有许多钱财珍宝充实国库,可惜李托等一把火把府库烧了个精光。宦官乐进趁机把珍宝美女装了十来条大船逃到海上,下落不明,赵匡胤盛怒之下,把李托等人砍了。

宋朝最早设的市舶还是在广州,实际上是接管南汉所设的市舶司。《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十二说,开宝四年(971年)六月壬申,“初置市舶司于广州,以知州潘美、尹崇珂并兼使,通判谢玭兼判官”。这就使对外贸易没有因政权的更替而中断。

宋王朝自广州设市舶司之后,先后在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密州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,负责抽解(抽税)、博买部分进口商品,维护港口、发放“公凭”(贸易许可证)、禁止走私等事务,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;又在秀州、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“市舶务”,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“市舶场”。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,领取“公凭”,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。

按照旧制,市舶司多由州郡首长兼领,哲宗元丰(1078年~1085年)进行干部体制改革,开始任命该路转运使或转运副使兼任提举市舶,州郡官员不再染指此事。再后来专门设置提举市舶官,转运使也不再参与其事,后来一度尽罢提举市舶官。徽宗大观元年(1107年),重新设提举市舶官。

为了加强与日本、高丽、琉球等地的外贸,北宋政府又开辟了北方港口密州,并在这里设立了市舶司,不过很快就夭折了。

北宋徽宗崇宁元年(1102年),复置杭州、明州两个市舶司,不久杭州市舶司取消,改为隶属明州市舶司的“市舶务”,以至于南宋编撰的三部《临安志》,都没有提到这个市舶司。但明州市舶司则开始正常运转。

表面看来,北宋的市舶司兴废无常。其实不是市舶司兴废无常,而是朝廷对提举市舶的官员放心不下。这是个肥差,谁都眼巴巴地盯着呢!

靖康之变也导致了市舶司的混乱。高宗建炎元年(1127年)六月,一度废除各路常平司以及福建、两浙市舶司。次年五月,才重新恢复这两个市舶司,并发给市舶官价值10万贯的度牒,命他们出卖后作为市舶本钱。

南宋的市舶司越来越腐败,不是法禁不严,而是官员道德沦丧所致。《宋史·食货志下八》说:“南渡,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,然金银铜铁,海泊飞运,所失良多,而铜钱之泄尤甚。法禁虽严,奸巧愈密,商人贪利而贸迁,黠吏受赇而纵释,其弊卒不可禁。”

宋朝初年,广州市舶司的贸易收入大约占全国总收入的2%。也就是说,国人用的一百缗钱里,就有两缗来自海外。这是个很诱人的数字。上下一致认为必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,于是淳化年间(990年~994年),太宗下令将萎靡不振的杭州市舶司转移到明州定海县(今浙江定海),并派监察御史张肃担任主管官。当时与宋朝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,外商的货船绝大多数停靠在广州,而明州市舶司则因贸易额不大而时置时废。

宋朝提倡的“诚信”以及制定的对贪污受贿者予以严惩的制度,在外贸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,使外国客商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比如绍兴七年(1137年),连南夫担任广东安抚使的时候,有个叫蒲亚里的外国人娶了一位宋朝太太,希望能够留在中国生活。高宗下旨说:最好还是动员他回国,把更多的货物运到宋朝来进行贸易。对于敢敲诈外商或私自交易违禁物品的,朝廷则严惩不贷。私自对违禁物品进行贸易,四缗以上判处有期徒刑一年;十五缗以上,就要流放海岛。

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,也欢迎远人来华定居。在北宋的汴京,有犹太人聚居点,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“一赐乐业”。

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,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。当地的姓蒲之人,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人的后裔。“蒲”,即阿拉伯语“阿卜”的发音。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,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。据《萍州可谈》记载:“广中富人多蓄鬼奴,绝有力,可负数百斤……色黑如墨,唇红齿白,发卷而黄。”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,但际遇比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。

宋朝还在泉州、广州等港口城市设立蕃坊,供外国商人居住,蕃坊自选蕃长,实行自治。他们的生活习惯、风俗、宗教信仰乃至法律,都获得宋朝政府的尊重。

宋朝的蕃坊规模相当大,坊内设蕃长一人,负责蕃商内部事宜。在广州蕃坊居住的外国人,有的长期居住,有的甚至在坊内修建豪宅。宋朝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设立蕃学,专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。

有这么宽松的保护政策,又有这么适合人居的外部环境,他们当然“乐不思蜀”。当时外国客商的触角已经伸到行在所临安,那里有条“藁街”,就是外国人居住的街道,里面除常住的外国使节外,也有不少是国内的富商。

开明、开放、繁华的宋王朝,让番邦诸国产生了深切的向往之情。据说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,“尝以白金数百,铸两佛像,铭其背曰:‘愿后世生中国’”。甚至有日本女子前来中国,找宋朝男子交换借种,以改良种族。此事记录于宋人周辉的《清波杂志》,摘要如下:“辉顷在泰州,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,一行凡三二十人,至郡馆浴之……妇女皆被发,择端丽者以荐寝,名‘度种’。”

中国是在明清时期才走向封闭的。明王朝在“隆庆开关”之前,基本上禁止除朝贡贸易之外的民间海上贸易。即便是隆庆开关之后,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,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。

海外贸易直接促进了工业发展。受外贸影响,宋朝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,陶瓷业飞速发展,宋瓷漂洋过海名扬海外;造船业取得惊人成就,当今打捞出的大型货船“南海一号”就是有力佐证;食品“赚取外汇”,荔枝脯、糖霜很受外国人的青睐;小手工制造业长足发展,铸造技术领先周边国家。

宋朝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,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带来海外贸易的大发展、大繁荣,强有力地支撑了宋朝的经济。

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,其中“苍官影里三洲路,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诗句,形象地展示了宋朝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。

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,一个开放、繁荣的大宋王朝从历史中走来,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她,认真研究其对外开放与海外贸易的成功经验,在传承中发展,在发展中创新,让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新时代行稳致远,走向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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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刘薇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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