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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味开封:从狄青丢官看宋朝火灾(下)

2020-08-31 10:09 作者:李开周 来源:开封网-汴梁晚报

如果说命运面前人人平等,那么火灾面前更是人人平等:下起黎民百姓,上至皇亲国戚,中至文武大员,都有可能跟火灾打一番交道。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两位名人辛弃疾和文天祥,其住宅都曾被大火烧毁过。

公元1182年,辛弃疾的豪宅全部竣工,他的好朋友、大哲学家朱熹前去参观,“以为耳目所未曾睹”(《龙川文集》卷21),从来没见过如此奢华如此漂亮的大别墅。辛弃疾带着老婆孩子和7个小妾在此安居,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,他以为永远也不会发生火灾——他新建的豪宅前有大湖、后有小山,又远离闹市,失火的可能性确实极小。

可是辛弃疾的幸福日子只持续了10余年,公元1196年深秋,他的别墅在一场大火中被烧得片瓦无存,不得不搬到江西铅山,再次买地建房。

文天祥的遭遇跟辛弃疾非常相似。

公元1269年,文天祥以状元身份受到皇太后赏识,受命为宋度宗讲易经,讲了两年,挣了一大笔钱(宋朝对皇家教师非常看重,每上完一堂课都会有例行赏赐,而且所赏金额非常优厚,远远超过了正常薪水),遂于公元1271年回江西老家盖房。江西庐陵往南百里有一座文山,风景优美、泉水甘甜,于是文天祥在文山南麓半山腰里买了一块地,南北长达30丈、东西宽达100丈,他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盖了一座“种竹斋”、一座“见山堂”、一座“拂云亭”、一座“澄虚阁”,前挖荷塘,后引飞瀑,左面种奇花异草,右面饲养珍禽异兽,地地道道一座山中别墅。该别墅建成以后,“先生酒壶钓具无日不来,夫人步舆轻轩有时而至”(文天祥《山中堂屋上梁文》),文天祥两口子经常来这里度假。

文天祥曾经很得意地说:“昔晦翁爱武夷而不能家,欧公卜颍水而非吾土。余何为哉?乃幸得之……自此定居,永为安宅。”当年朱熹先生想在武夷山隐居,却没钱盖房;欧阳修先生晚年在安徽亳州盖了房,亳州却不是他的老家。跟这两位先贤比起来,我文天祥实在是幸运多了:第一,我有钱盖房;第二,我盖的房子位于故乡。所以我要知足,我要永远在这里定居下去。

能不能在此永远定居呢?肯定不能,公元1273年,文天祥的文山别墅建成刚刚一年零四个月,山下农夫烧山耕田,将其精心构筑的“见山堂”和“澄虚阁”付之一炬。文天祥沮丧之余,又花钱雇人重建住宅。

公元1275年,蒙古兵势如破竹攻入南宋腹地,临安告急,文天祥将重建后的别墅卖掉,用卖房的钱招兵买马,起兵勤王,率领一万人马上阵杀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此时他的住宅又毁掉了一次,不过这次不是毁于天火,而是毁于战火、毁于国仇家恨。

宋朝发生那么多火灾,原因各异。

有的是人为纵火,如宋太宗时楚王宫大火就是宋太祖的儿子被宋太宗逼疯后点燃的。

有的是雷电引发,宋仁宗时玉清昭应宫大火就是雷电引起的。

有的是因为火药爆炸,例如公元1130年袁褧在南京经历的那次火灾。

有的是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小火延烧成大火,如文天祥的文山别墅正是因为山民烧山才引发了火灾。

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,其背后都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:一是住宅的密集度过高,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过强。

宋朝疆域狭小,人口却很多,住宅自然紧张。北宋开封城区面积将近60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100万人;南宋杭州城区面积将近40平方公里(不含水域面积),常住人口竟然高达150万人(该组数据出自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考证)。若论人口总量,这两座城市都是当时世界之最。论人口密度,这两座城市非但是当时世界之最,而且还要高于现在北欧国家的很多中心城市。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建筑技术的限制,宋朝民居多为单层平房,很难建成多层,更难建成高层与小高层,则当时建筑的稠密程度可以想见。

宋高宗绍兴三年农历十一月,在一场火灾发生过后,宋高宗痛定思痛,强行规定每个社区周边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“火巷”,如果一个社区发生火灾,至少可以通过宽阔的火巷来阻隔火势,使其不至于延烧到相邻社区。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拒不执行这一道圣旨,为啥?城区里的北方难民太多、达官贵人太多,居住需求猛增,杭州房价呈百倍速度暴涨,针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盖成房子,即使朝廷强行拆除民宅、开辟火巷,隔不了仨月,火巷当中又会冒出不计其数的新房子,政府拆不完、防不住,与其阻拦,不如顺其自然。

说到南宋杭州房价之高、房地产开发之火爆,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有几例可以作证:宋高宗的御医王继先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做了“开发商”,“于都城广造第宅,起盖房廊,收领赁值”。宋高宗的亲舅舅韦渊在杭州、镇江、苏州、嘉兴等四个城市同时兴建联排公寓,对外出租,平均每天可以得到两万文的租金收入。曾经与岳飞同时抗金的名将张俊、大将韩世忠在宋金议和之后也都涉足房地产开发,张俊仅在杭州就开发了几万间简易房,平均每天可以得到200万文的租金收入。

这些带着“红顶子”的“开发商”手眼通天、神通广大,强占官街、填埋运河,岂能放过火巷?搞得杭州住宅鳞次栉比,一家失火,家家失火,延烧起来比导火线都快。

与此同时,火灾出现得越是频繁,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成本也就越高,为了减少成本,杭州民宅从瓦顶变成席顶,从席顶变成草顶,易燃性越来越强,引发火灾也就越来越容易。

在北宋开封,每隔300步(这里的“步”并非步行的步,而是量地弓的基本长度,一步为5尺,折合为今天的1.5米)设一个“军巡铺”,兼管治安及消防,相当于派出所兼消防队。每个军巡铺发放长矛若干、弓箭若干、水桶若干、火叉若干、铁锚若干、斧锯若干、消防梯若干(参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3《防火》)。弓箭用于捕捉盗贼,水桶、火叉、铁锚等物自然用于防火。水桶可以灭火,火叉、铁锚、斧锯可以用来干吗呢?答案是拆房。宋朝没有消防车,没有高压水枪,大火一起,无法扑灭,只能退而求其次,将燃烧范围控制住,使已经燃烧的地带尽快烧完,尽可能不引燃相邻房屋。怎样控制燃烧范围呢?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斧锯、火叉、铁锚拆房,使墙体倒塌下来,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,二是能让倒塌的墙体压灭一部分火苗。

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,宋朝政府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火灾发生的频率。在北宋法典《宋刑统》与南宋法典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当中,“放火”均被列入“十恶”。“十恶”是最高级别的刑事犯罪,包括谋反、篡位、儿女谋杀父母、妻子谋杀丈夫等,像这类犯罪在古代中国通常是“遇赦不赦”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可以减刑。

宋高宗绍兴元年(公元1131年),绍兴大火,延烧民房近千间,死者约700人,事后朝廷调查罪魁祸首,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。宋高宗大怒,命令从绍兴试行防火保甲法:每相邻10家为一保,每相邻10保为一团,以后无论哪一保、哪一团发生火灾,都要交出引火之人,如果交不出,同保、同团之人一起承担责任。

此法确实收到一定成效:百姓之间互相监督、风险共担,朝廷监管起来就容易多了,虽说不能杜绝火灾,却能降低火灾发生的频率。换句话说,如果没有这条“连坐法”,火灾会更加频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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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刘薇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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